上海医学院科研处在哪里 第二军医大学在哪

科学家在哪里工作?

有科学发明的地方就有科学家。
科学家不仅在大学,在科研院所,任何有需要有可能产生新的想法提高生产力的地方都会成为科学家工作的地方。比方，“巨磁阻效应”就是在企业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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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科研（施一公）
（一）
所有成功的科学家一定具有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这是一条真理。实际上，无论社会上哪一种职业，要想成为本行业中的佼佼者，都必须付出比常人多的时间。
大约10年前，著名华人生物学家蒲慕明先生曾经有一封邮件在网上广为流传，这封邮件是蒲先生语重心长写给自己实验室所有博士生和博士后的， 其中的观点我完全赞同。无论是在普林斯顿还是在清华大学，我都把这封邮件转发给实验室的所有学生，让他们体会。其中的一段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实验室里的工作时间，当今一个成功的年轻科学家平均每周要有60小时左右的时间投入到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中……我建议每个人每天至少有6小时投入紧张的实验操作，并且用两小时以上的时间从事与科研直接相关的阅读等工作。文献和书籍的阅读则应主要在这些工作时间之外进行。”
有些学生读完邮件后告诉我：“看来我不是做学术的料，因为我真的吃不起这份苦。”我常常回复道：“我在你这么大年纪的时候，也会觉得长期这样工作不可思议。但在不知不觉中，你会逐渐被科学研究的精妙所打动，也会为自己的努力和成绩而骄傲，你会逐渐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样的回答，其实源自我自己的经历与体会。
我从小就特别贪玩，并不喜欢学习，但来自学校和父母的教育与压力迫使我尽量刻苦读书。我高中就读于河南省实验中学，凭借着比别人更加刻苦的努力，综合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984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我获得河南赛区第一名，保送进入清华大学。大学阶段，我保持了刻苦的传统，综合成绩全班第一并提前一年毕业。然而事实上，我很少真正独立思考，对所学专业也不感兴趣。大学毕业时，我本没有打算从事科学研究，而是一心一意想下海经商，结果阴差阳错间踏 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可想而知，留学的第一年，我情绪波动很大，内心浮躁而迷茫，根本无心念书、做研究，而是花了很多时间在中餐馆打工、选修计算机课程。第二年，我开始逐渐适应科研的“枯燥”，并开始有了一点自己的体会，有时领会了一些精妙之处后不免 “洋洋得意”，戚毁也会产生“原来不过如此”的想法，逐渐对自己的科研能力有了一点自信。这期间，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全部修完，我每周5天、每天从上午9点做实 验到晚上七八点，周末也会去两个半天。到了第三年，我已经开始领会到科研的逻辑，有点儿跃跃欲试的感觉，在组会上常常提问，而这种“入门”的感觉又让我对研究增加了很多兴趣，晚上常常干到11点多，赶最后一班校车从霍普金斯医学院回到住处附近的霍姆伍德校区。1993年，我曾经在实验记录本的日期旁标注 “这是我连续第21天在实验室工作”，以此激励自己。其实，这多少有作秀之嫌，因为其中的一个周末我一共只做了五六个小时的实验。到第四年以后，我完全适应了实验室的科研环境，也不会再感到枯燥或时间上的压力了。时间安排完全服从实验的需要，尽量往前赶。其实，这段时期的实验时间远多于刚刚进实验室的时候，但感觉上好多了。
研究生阶段后期，我的刻苦在实验室是出了名的。在纽约做博士后时期则是我这辈子最苦的两年，每天晚上做实验到半夜3点左右，回到住处躺下来睡觉时常常已是4点以后高备备；但每天早晨8点都会被窗外纽约第一大道上的汽车喧闹声吵醒，9点左右又回到实验室开始了新的一天。每天三餐都在实验室，分别在上午9点、下午3点和晚上九十点。这样的生活节奏持续滚锋11天，从周一到第二个星期的周五，周五晚上坐灰狗长途汽车回到巴尔地摩的家里。周末两天每天睡上近 10个小时，弥补过去11天严重缺失的睡眠，周一早晨再开始下一个11天的奋斗。虽然体力上很累，但我心里很满足、很骄傲，我知道自己在用行动打造未来、 在创业，有时也会在日记里鼓励自己。我住在纽约市曼哈顿区65街与第一大道路口附近，离纽约著名的中央公园很近，那里时有文化娱乐活动，但在纽约工作整整两年，我从未迈进中央公园一步。
我一定会把自己的这段经历讲给我的每一个学生听，新生常常问我：“老师，您觉得自己苦吗？”我通常回答：“只有做自己没兴趣的事情时觉得很 苦，有兴趣以后一点也不觉得苦。”是啊，一个精彩的实验带给我的享受比看一部美国大片强多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刻苦，感觉仍然很骄傲、很振奋！有时我想： 如果自己在博士生、博士后阶段的那7年半不努力进取，而是不加节制地看电影、读小说、找娱乐（当时的互联网远没有现在这么内容丰富），现在该是什么状况？
做一个优秀的博士生，付出时间是必要条件。
（二）
要想在科学研究上取得突破和成功，仅仅刻苦地付出时间是不够的，批判性分析（critical*ysis）是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博士研究生与本科生最大的区别是：本科生以学习吸取人类积累的知识为主，兼顾科学研究和技能训练；而博士生的本质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发掘创造新知识，当前和以往学习的知识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科学研究。在以学习知识为主的本科生阶段，提出问题固然重要，但答案往往已经存在，所以问题是否具有批判性没有那么关键。博士生阶段则完全不同，必须具备批判性分析的能力，否则不可能成为优秀的科学家。这一点，我称之为方法论的转变。
其实，整个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教育的实质就是培养批判性分析的能力，使学生具备能够进行创新科研的方法论。这里的例子非常多，覆盖的范围也非常广，在此择要举例说明。
正确分析负面结果（negativeresults）是成功的关键。作为生命学科的一名博士生，如果每一个实验都很顺利、能得到预料中的正 面结果 （positiveresults），除个别研究领域外，一般只需要6~24个月就应该可以获得博士学位所需要的所有结果了。然而实际上，在美国，生命学科的博士生平均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得到博士学位。这一数字本身就说明：绝大多数实验结果会与预料不符，或者是负面结果。大多数低年级博士生对负面结果 的看法很消极，直接影响了他们批判性分析能力的培养。
其实，只要有适当的对照实验，判断无误的负面实验结果往往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探索型课题的每一步进展都有几种、甚至 十几种可能的途径，取得进展的过程基本就是排除不正确路径、找到正确方向的过程，很多情况下也就是将这几种、甚至十几种可能的途径一一予以尝试、排除，直 到找到一条可行之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可信的(conclusive)负面结果往往可以让我们信心饱满地放弃目前这一途径。如果运用得当，这种排除法会确保我们最终走上正确的实验途径。从这个角度讲，负面的实验结果不仅很正常，也很有益于课题的最终成功。我告诫并鼓励我所有的学生：只要你不断取得可信的负面结果，你的课题就会很快走上正路；而在不断分析负面结果的过程中所掌握的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也会使你很快成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
我对一帆风顺、很少取得负面结果的学生总是很担心，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经历过科研上批判性分析的训练。我的实验室里偶尔会有这样的学生，只用很短的时间（两年左右，有时甚至一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所需要的结果。对这些学生，我一定会让他们继续承担一些富有挑战性的新课题，让他们经受负面结果的磨练。没有这些磨练，他们很难真正具备批判性分析的能力，将来也很难成为可以独立领导一个实验室的优秀科学家。
所以，不要害怕负面结果，关键是如何从分析负面结果的过程中获取正确的信息。
（三）
“一个人必须对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阅读科研文献还是聆听学术讲座，目的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耗费时间的完美主义阻碍创新进取。尼古拉·帕瓦拉蒂奇是我的博士后导师，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科学家之一。他有极强的实验判断力和思维能力， 做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研究工作，享誉世界结构生物学界，31岁时即升任正教授。1996年4月，我刚到尼古拉实验室不久，纯化一个表达量相当高的蛋白 Smad4。两天下来，蛋白虽然纯化了，但结果很不理想：得到的产量可能只有应该得到的20%左右。见到尼古拉，我不好意思地说：“产率很低，我计划继续优化蛋白的纯化方法，提高产率。”他反问我：“你为什么想提高产率？已有的蛋白不够你做初步的结晶实验吗？”我“回敬”道：“我有足够的蛋白做结晶筛选， 但我需要优化产率以得到更多的蛋白。”他不客气地打断我：“不对。产率够高了，你的时间比产率重要。请尽快开始结晶。”实践证明了尼古拉建议的价值。我用仅有的几毫克蛋白进行结晶试验,很快意识到这个蛋白长度并不理想，需要通过蛋白质工程除去其N-端较柔性的几十个氨基酸。事实上，除去N-端几十个氨基酸的蛋白不仅表达量高，而且生化性质稳定，纯化起来非常容易，根本不用担心产率的问题。
在大刀阔斧进行创新实验的初期阶段，对每一步实验的设计当然要尽量仔细。但一旦按计划开始后，对其中间步骤的实验结果则不必追求完美，而是 应该义无反顾地把实验一步步推到终点，看看可否得到大致与假设相符的总体结果。如果大体上相符，你才应该回过头去仔细改进每一步的实验设计。如果大体不 符，而总体实验设计和操作都没有错误，那你的假设（或总体方向）很可能是有大问题的。
这个方法论在每一天的实验中都会用到。从1998年开始自己的独立实验室到现在，我一直告诫所有学生：切忌一味追求完美。
科研文献与学术讲座的取舍
再来谈谈科研文献（literature）与学术讲座（seminar） 的取舍。尼古拉·帕瓦拉蒂奇博学多才，在我们许多博士后的心目中，他一定读很多文章、常常去听学术讲座。没想到，事实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在我的博士生阶段，我的导师杰里米·伯格非常重视相关科研文献的阅读，每周召开组内文献讨论会，讨论重要的科研进展。刚到尼古拉实验室时， 我曾试图表现一下自己读文献的功底，也想同时与尼古拉讨论以得到他的“真传”。1996年春季的一天，我精读了一篇《自然》杂志的文章，午饭前遇到尼古拉 时，我向他描述了这篇文章的精妙，同时期待着他的评述。尼古拉面色有点尴尬：“对不起，我还没看过这篇文章。”当时我想，噢，也许这篇文章太新，他还没有 来得及读。过了几天，我阅读了一篇几个月前在《科学》上发表的研究文章，又去找尼古拉讨论，没想到他又说没看过。几次碰壁之后，我不解地问他：“你知识如 此渊博，一定是广泛阅读了大量文献，为什么恰好没有读我提到的这几篇论文呢？”尼古拉看着我说：“我的阅读并不广泛。”我反问：“如果你不广泛阅读，你的 科研成果怎么会这么好？你怎么能在自己的论文里引用这么多文献？”尼古拉的回答让我非常意外：“我只读与我的研究兴趣有直接关系的论文，并且只有在写论文 时我才会大量阅读。”
我做博士后的单位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有很好的系列学术讲座，常常会请来自生命科学各个领域的“大牛”演讲。有一次，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来作讲座,并且点名要与尼克拉交谈。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尼古拉却告诉他的秘书：“请你替我转达我的歉意，讲座那天我恰好不 在。”我们也为尼古拉感到遗憾。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诺贝尔奖得主演讲的那天，尼古拉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从早晨到傍晚一直没有出门，自然也没有去听讲 座。当然，这也许是巧合——尼古拉取消了他的出行计划。但以我们对他的了解，他十有八九是在写论文。后来，我们也意识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尼古拉身上已经 见怪不怪了。
离开尼古拉实验室前，我向他抛出了这个始终没有完全解开的谜：“如果你不怎么读文献，又不怎么去听讲座，你怎么还能做一个如此出色的科学 家？”他回答说，他的时间有限，每天只有10小时左右在实验室。权衡利弊之后，他只能把有限的时间用在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例如解析结构、与学生讨论课 题或写文章。
尼古拉的回答表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人必须对他要做的事情作出取舍，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阅读科研文献还是聆听学术讲座，目的都是为了借鉴相关经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课题。
（四）
在博士生阶段，尤其是前两年，我认为必须花足够的时间去听各相关领域的学术讲座并进行科研文献的广泛阅读，打好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但随着科研课题的深入，选择文献阅读和学术讲座就需要有一定的针对性，也要开始权衡时间的分配了。
挑战传统思维。从我懂事开始，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凡事失败都有其道理，应该找到失败的原因后再重新开始尝试。直到1996年，我在实验上也遵循这一原则。但在尼古拉的实验室，这一“基本原则”受到了有理有据的挑战。
有一次，一个比较复杂的实验失败了。我很沮丧，准备花几天时间多做一些对照实验找到问题所在。没想到尼古拉阻止了我，他皱着眉头问我，为什么要搞明白实验为何失败？我觉得这个问题太没道理，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得知道哪里错了才能保证下一次可以成功。”尼古拉马上评论说：“不需要。你真正要做的是把实验重复一遍，也许下次就可以做成。与其花大 把时间搞清楚一个实验为何失败，不如先重复一遍。面对一个失败了的复杂的一次性实验，最好的办法就是认认真真重新做一次。”后来，尼古拉又把他的这一观点 作了升华：“是否要弄清楚一个实验为何失败，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厘清每一个小差错的习惯性思维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仔细想想，这些话很有道理。并不是 所有失败的实验都一定要找到原因，尤其是生命科学的实验。因为实验过程繁琐复杂，大部分失败是由简单的操作错误引起的，可以仔细重新做一遍，这样往往可以 解决问题。只有那些关键的、不找到失败原因就无法前行的实验才需要刨根究源。
我选择的这些例子多少有点 “极端”，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起到震荡大家思维的作用。其实，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这几个例子早已经给所有学生反复讲过多次了，而且每次讲完之后，我都 会告诉大家要打破迷信、怀疑成规，关键的关键是：跟着逻辑走！跟着逻辑走，这是我在实验室里注定会重复强调的一句话，每天至少要对不同的学生讲5遍以上。 我自己每次与博士生讨论课题也总是遵循严密的逻辑，用推理、排除法找到实验的下一步解决方案。严密的逻辑，是批判性分析的根本。

一、 海军军医大学 在哪里 海军军医大学地址在上海市翔殷路800号，该校是首批国家“双一流”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军队研究生培养重点建设院校，是军队3所设置研究生院的单位之一。
二、海军军医大学介绍
海军军医大学地处上海，创建于1949年,时称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1951年定名为 第二军医大学 。2015年由原总后勤部转隶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2017年转隶海军，组建海军军医大学，对外可称第二军医大学。

学校是一所培养卫生事业专门人才的全国重点医科大学。近70年来雀衡吵，学校始终秉承“求实、创新、严谨、献身”的校训，逐步形成了以“博雅、仁爱、笃行”为精神内核的“红十字方队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为学校建设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校先后参加了 抗美援朝 、援柬援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等重大军事任务，出色完成了抗洪抢险、抗击非典、抗震救灾、抗击埃博拉、亚丁湾护航、极地科考、和谐使命等非战争军事行动。建校以来，涌现出“模范医学专家” 吴孟超 、“模范军医”吕士才、“模范女医务工作者”李兰丁、“甘为人梯的一代名师”孔宪涛、“时代需要的真正科学家”陈宜张、“红十字方队”医疗服务博士团、“南京路上爱民天使”长征医院血透中心等一大批时代典型，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学校综合实力全军领跑。学校现为国家“双一流”重点学科建设院校、国家“ 211工程 ”重点建设院校，是36个“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之一。我校设有全国唯一的中医学八年制专业，现有的海军医学系、卫生勤务学系、中医系、麻醉系均为全军唯一的专业系。学校一级国家重点学科数2个，二、三级国家重点学科数26个；现有硕士学位授权点93个、博士学位授权点83个、博士后流动站7个。学校始终处于全军院校和全国医科院校第一方阵，在最新世界 大学排名 （ESI）中，有7个学科入选全球前1%，位居全军院校第一。

名师大家精英云集。建校以来，学校共为军队输送了12万余名合格医学人才，培养了全军85%以上的海军卫生干部、80%的卫勤管理干部、85%的军事药学人才。以吴孟超院士为代表的8名院士数，领跑全国医科院校（综合性大学除外）。学校拥有国家“”和“青年”2名，国家教育部“*奖励计划”9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2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6名，7人入选何梁何利奖，10人被评顷侍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此外还有一大批高端人才入选国家、军队和省部级各类人才奖励计划，人才数质量位居全国医科院校前列，为学校教育事业领航导向。

教书育人独树一帜。近年来，学校重点实施了“顶天立地”教育行动计划，构建了学员 绩点 和荣誉学分综合评价体系，实现了优学优分拦扒的阳光分配，率先开展本科学员出国游学制度等重要教改举措；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4项、军队教学成果一等奖8项、中国研究生教育成果特等奖1项，并在全军院校教学评价中，以“优秀”成绩通过；国家级教学团队和国家精品课程数量稳居全军院校之首，入选18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位列全国医科院校和全军院校第一名，本科学员在各类国际、国家、军队级竞赛中获得一等奖40余项。建国60周年时，学校有4位专家或毕业生入选“100位 新中国成立 后国防和军队建设先进模范人物”。

科研创新名列前茅。学校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个，军队后勤科研重点实验室14个，上海市重点实验室6个。2005年，吴孟超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成为全国卫生系统、全军后勤系统和上海市获此殊荣的第一人；肝胆外科荣获国家首批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十二五”以来获全国创新争先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创新团队奖1项、国家自然科学和科技进步二等奖14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国家奖总数连续5年位居全国医科院校之首，2016-2018年位居全国第16位（前30名中，唯一的军队院校，唯一单科院校）。近两年，获批 国家自然基金 数量位居全军之首。获批新药和专利授权数连续多年位居全军院校第一。

医疗水平精湛高超。学校在医学基础理论、临床技术等方面创造了多项世界首例和全国第一，获得了全国医学领域首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进步奖和创新团队奖。学校拥有全国唯一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建有1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23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21个全军专科中心、6个上海市“重中之重”临床医学中心和 华东地区 最大的烧创伤救治中心。长海、长征、东方肝胆外科三所三级甲等附属医院享誉全国，“烧伤、心脏、肝胆外科”、“骨科、脑外、肾脏病”传统医疗特色优势明显，泌尿外科、消化内科、血管外科等形成了新的品牌。

办学条件现代一流。学校拥有现代化的教学场馆、实验室、室内恒温游泳馆等完善的教学设施。多媒体设备在教学中广泛应用，网络教学、慕课课程逐渐配套和系列化，“红十字”远程教育网全军闻名。学校图书馆现代舒适，WIFI全覆盖，学员可随时在网上查阅图书和资料，文献资源保障范围及保障能力位居全军院校前列。生活保障上，学员宿舍空调全覆盖，学员食堂莱肴品种丰富、特色菜系众多，可满足同学们不同口味的需要。学校设有教育超市、邮政所、票务中心、文印中心、彩扩中心、工商银行、洗浴室、理发店、洗衣房等生活设施，极大方便了同学们的日常生活。

对外交流开创先河。学校坚持开放办学战略，先后与 英国剑桥大学 医学院、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泰国皇家 陆军 医学院等多个国家（地区）的众多名校和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办学关系，每年选派30余名本科生出国游学交流；邀请包括 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内的众多学术大师来校讲学交流，担任客座和名誉教授；接待外国部长级以上领导来访200余人，为100多个国家培训了1500余名军事医学留学人员，中外生长军官同班施训六年制医学本科专业享誉国内外。与地方综合性大学合作培养临床医学八年制学员，逐步实现了与国内一流高校学分互认、师资互聘、课程互通和学位互授，对外交流渠道不断拓展，开放办学水平不断提高。

如今，人们越来越重视身体健康，医学类专业和医学类院校也成了众多高考生的热门选项之一。但是国内的医学类院校那么多，我们该如何择校呢？本期，我整理了张雪峰老师的医学专业择校方法，并带大家看看医学专业最好的大学有哪些？

一、张雪峰谈医学专业择校

张雪峰老师曾经多次提到医学专业的择校原则： 第一、要选择意向就业城市的医科大学 ，张老师认为，医学专业是就业地域性最强的专业之一，基本上在哪里毕业就会在哪里就业，所以在择校时最好先考虑一下自己将来想在哪里就业。

第二，尽量选择原卫生部直属高校。 原卫生部（含药监局）直属大学一共有11所：北京协和医学院、漏缺华西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中山医科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湖南医科大学、西安医科大学、山东医科大学。这些学校可以说是一批国内学专业最好的大学。但大部分都已经被其他高校合并成为其医学部，只有一所北京医科大学还在独立办学。下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其中3所大学。

二、医学专业最好的大学

1、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7年创办，它最早开启了我国八年制临床医学教育和高等护理学教育的先河，在我国医学教育领域具有特殊的地位和独特的社会影响力。

虽然现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与清华大学是合作办学的关系，但它仍为独立的法人单位。北京协和医学院只有临床专业与清华大学合作，护理专业、附属医院、临床教学基地和其它均属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而清华大学医学院的药学专业、附属医院、临床教学基地和其它均属于清华大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医科类大学中是当之无愧的“航母”，也算得上是医学生心中的“圣殿”。旗下的附属医院数量虽然不多，但质量之高让人为之咋舌，就算不了解这个学校，相信不少同学也听说过协和医院。此外，协和纯净的学术交流氛围是其他医学院都难以比拟的，在这所学校中，你时时刻刻能感受到它的专注、内省、严谨、低调。所以，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一所很适合沉下心来钻研学术、医术的学校。

2、北京大学医学部（原北京医科大学）

北京大学医学部地处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如今的北医集教学、科研、医疗为一体，以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为主，学科覆盖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药学、预防医学、护理学等六大门类、专业齐全，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实行八年制。

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专业都是非常优秀的，如果将来想当一名临床医生或者是口腔医生，那么北大医学部绝对是个很好的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北大医学部的非临床非口腔专业都是以科研为主的，同学们一定要了解清楚之后再报考哦。

3、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始建于1927年，原为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是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医学院。2000年，由上海医科大学和复旦大学合并办学，组建成为了新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首先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前身上海医科大学就是非常厉害的存在，按照过去教育部的排名，上海医科大学的基础医学能排到第一，临床第三，防疫第三，药学第三，中西医结合第二。此外，由于复旦上海医学院招收的医学生很少，而老搜瞎且都是学霸级别的学生，因此培养精度很高。而学校旗下的医院在全国也都很有名气，比如中山，华山，肿瘤，五官科，红房子，儿科，华东。侍空另外，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还有不少国际合作关系，在医学院里属于比较容易出国的。总而言之，这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学院。

巴德年，1938年10月27日出生于吉林省四平市。
1949年，四平解放后巴德年开始上学，11岁的他直插二年级，用四年半读完小学。初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学校保送进四平重点高中。高中一年级时，他自修了几门高考必学的课程，被哈尔滨医科大学破格录取。
1957年，巴德年就读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系，1962年毕业。学习期间曾获得卫生部全国医学院校俄语统考第二名。
1964年，巴德年考取北京医科大学（原北京医学院）生物化学专业研究生，很快适应了俄语改为英语的转换。196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硕士学位。
1978年，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教学岗位的巴德年，被学校推荐参加中国第一次出国选拔考试，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遂前往日本北海道大学癌症研究所深造。1982年毕业获博士学位，成为该校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个外籍留学生，中国驻日大使馆特意为他举行庆功宴。
巴德年学成回中国后，把先进的思维带回哈尔滨医科大学，逐步从普通教授走上领导岗位，担任了哈尔滨医科大学副校长、黑龙江省肿瘤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二十世纪80年代初，因其免疫学的研究有多项成果在国内国际处于领先水平，成为中国癌生物疗法的学术带头人之一。
1990年至1992年，巴德年被派驻日本，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参赞。他在留学生中大力开展“将爱国主义思想转化为爱国主义行动”的活动，被当时中国驻其他国使馆的教育参赞们广为借鉴。
1992年9月，巴德年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至2002年卸任。巴德年在从事医学教育管理、培养高层次医学精英人才的过程中，致力于高等医学教育改革并取得显著成绩。卸任前，他被院职工一致投票选为优秀*员。
1994年，巴德年当选为中国工程梁明仿院院士，成为中国工程院成立后的第一批院士。至此，巴德年开始把目光投向更广范围的槐游全国医疗体制，致力于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方案的探讨与研究，先后在中国国内外发表论文百余篇。
1999年，巴德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部外籍院士。
2003年，巴德年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他全身心投入肿瘤免疫及机制研究、医疗体制改革方案探讨、医学教育管理等工作，启动了国际教育项目，加快了教育国际化进程。其科研和教改橡纤成果在中国处于领先水平 。
2000年至2008年，巴德年任《中华医学杂志》第24、25届编委会总编。在担任总编的8年里，每年通过“总编寄语”、“编者的话”撰写评论，为《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国医学科学技术的提高与发展尽力。
2009年，巴德年卸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被聘为名誉院长。同时卸任《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而任第26届编委会名誉总编。
卸任实职后，巴德年仍担任着一系列社会职务：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免疫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至晚年，还躬身笔耕不断写出主题论文，并经常应邀请前往各大院校讲学或演讲。
2000年至2014年间，巴德年先后应邀参加“中国细胞治疗研究进展与临床前沿研讨会” 、“国际健康论坛” 、“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 等重要峰会，与同仁分享他的学术思想；同时应邀赴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内蒙古医科大学等十多所大学做了《关于当代医学与医学生》的讲座，为年轻人传递他的现代医学观，继续用他自己特有的方式为年轻人走向成功架桥铺路。